羅鷺：論王士禛與清代元詩學的鼓起–文史–中國找九宮格共享空間作家網
要害詞：王士禛 古典文學 清代元詩學
《四庫全書總目》說：“當我朝建國之初，人皆厭明代王、李之膚廓，鐘、譚之纖仄，于是談詩者競尚宋元。”［1］清初詩學的宋元風氣，尤其是錢謙益和王士禛對這一詩學潮水的引領感化，曾經惹起良多研討者的器重。japan(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在《清代文學評論史》中有專門章節觸及“王漁洋與宋元詩”這一主題，以為王士禛“繼錢謙益為詩壇大批，是以在宋元詩的復興上，大要也盡了很年夜功力”［2］；蔣寅以為，“錢謙益推重的宋元詩重要是陸游、元好問一路直承中晚唐而來的清雅詩風，現實上就是宋詩中的唐風”［3］。是以，康熙初年王士禛持續倡導宋元詩，更推重黃庭堅，將人們對宋詩的愛好由蘇、陸引向黃庭堅及江西詩派，復原了宋詩的原來臉孔［4］。但學術界在切磋清初宋元詩學時，往往存在重宋輕元的景象。以王士禛為例，對他與清初詩壇宋詩風的關系，學術界論之已詳［5］；而他與清代元詩學的關系，除了加拿年夜學者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在1977年頒發的《傳統與小我：明清時期的元詩不雅》一文確定王士禛在清初元詩回復中所飾演的主要腳色外［6］，罕有學者專門停止闡述。現實上，王士禛是清代元詩學的首創者和關鍵人物，他對元詩的搜躲、瀏覽、批駁、師法、編選等詩學運動，既是其自己詩學系統的主要構成部門，也在很年夜水平上影響了清代元詩學的走向，是一筆豐富的詩學遺產。
一、王士禛的元詩學淵源與清初文明氣氛
王士禛的詩學思惟及其淵源，無論是宗唐仍是神韻說，都深受明人影響，對此後人早有結論。如朱東潤指出：“其說年夜體本之明人，神韻三昧之論，幾可執《詩藪·表裡編》求之。”［7］黃景進更是將王士禛論詩之語與胡應麟《詩藪》停止比擬，以為“雷同者甚多”［8］。王士禛對元詩的批駁與接收，異樣遭到明代風格詩學和胡應麟的影響。明代風格詩學以為古典詩歌的體系體例和風格，至盛唐已臻于極境，故主意復古，宗法盛唐，并提出“格以代降”的詩學不雅，以為宋元詩都風格卑賤，缺乏為法。作為后七子詩學的繼續人，胡應麟深受復古詩學的影響，異樣用風格詩學的審美尺度來批駁宋元詩，以為“宋人調甚駁，而材具縱橫浩瀚，過于元；元人調頗純，而材具局促卑陬，劣于宋。然宋之遠于詩者，材累之；元之近于詩，亦材使之也。故蹈元之轍，不掉為小乘；進宋之門，多流于外道也”［9］。以小乘和外道來比方宋元詩，意味著唐詩才是年夜乘與正宗。王士禛無疑也是盛唐詩格的推重者，他曾舉晚唐詩“風熱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和元人詩“布谷叫殘雨，杏花開半村”為例，以為固然都是佳句，但總不如王維“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天然進妙，因此得出“盛唐高不成及這般”的結論［10］。王士禛又曾與門人師友論詩，門人提出“七律三唐宋元體魄何故分好壞”的題目，王士禛答覆唐人七律應以李頎、王維為正宗，杜甫為大師，劉長卿為接武；至于宋代的歐、蘇與黃庭堅，往唐已遠；元代的趙孟頫，則有庸俗，余可類推。王士禛的內兄張實居則明白指出，七律至盛唐，音調始遠，品德始高；宋代雖有歐梅蘇黃，但較之唐人，景象終別；“至于元人，品德愈下，雖有虞楊揭范，亦不克不及力挽頹波”［11］。王士禛對元代詩人的詳細評價，也深受風格詩學的影響。例如，他批駁仇遠詩“風格靡靡，遠在趙子昂之下”［12］，評價元末詩人傅汝礪“歌行頗得子美一鱗片甲，七律亦有風格，視南宋俚俗之體相往遠甚”［13］，如許的評論，都未超越明代風格詩學批駁的范疇。可見以風格論詩，宋元詩必定不如唐詩。而胡應麟及其以后的風格詩學發生的變更是，固然愛崇唐詩，但并不像前后七子那樣主意盡廢宋元詩，而是經由過程對宋元詩的普遍瀏覽與詳細批駁來完美本身的詩學系統。此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胡應麟在《詩藪·外編》中各用一卷的篇幅評論宋詩和元詩，徹底轉變了明代復古派將宋元詩置之不理的局勢，影響了明末清初詩學風尚的轉向。
明末清初詩學實際對宋元詩的倡導，除了以胡應麟為代表的風格派詩學從外部產生改變外，還有另一派，即否決復古詩學的公安派，也在萬積年間轟轟烈烈地倡導宋元詩。但公安派對宋元詩的宣傳更多是出于詩學論爭中的戰略，以之廢除復古派獨宗唐詩的偏執，呼聲雖高，現實建樹卻未幾。天啟、崇禎年間，竟陵派鐘惺、譚元春編《唐詩回》盛行一時，以陳子龍為代表的云間派也從頭回回復古詩學，詩壇的主流風尚還是宗唐。但在宗唐的氣氛下，閩派和虞山派已開端較多地追蹤關心宋元詩。閩派代表人物曹學佺、謝肇淛、徐圖片等人，在元詩的接收方面很有特點［14］。而虞山派的代表人物是程嘉燧和錢謙益。蔣寅以為，錢謙益遭到公安派袁氏兄弟的詩學指導和程嘉燧的影響，在啟、禎年間持續宣傳宋元詩［15］。而王士禛與錢謙益是世交，其叔祖王象春和錢謙益是進士同年，故王士禛曾以詩為贄拜見錢謙益，并求錢謙益為其詩集作序，獲得錢謙益贊賞，屢有手札往來，“寄看他成為一安身于古學、迥出時流、不染復古派惡習的詩人”［16］。王士禛暮年常常追想“牧翁于予有良知之感”［17］，可見二人師友淵源深摯，并先后主盟詩壇，配合推進了清初詩學的宋元風氣。
明末清初的宋元風氣，除了詩學實際家的鼎力提倡外，還表示在宋元詩集加入我的最愛風尚的鼓起。比擬于明代中期復古派詩學對宋元詩集置之不理的做法，明末清初越來越多的躲書家愛好加入我的最愛宋元詩集。依據現存躲書目次，加入我的最愛元詩別集在100部以上的就有6家，即錢謙益、曹溶、朱彝尊、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18］；甚至編撰專題書目，如曹溶《靜惕堂宋元人集書目》、朱彝尊《潛采堂宋金元人集目次》、宋至《青綸館宋元人集目》等。在那時的加入我的最愛高潮中，元遺平易近詩人王逢《梧溪集》的加入我的最愛與暢通頗具典範性。王逢是元末明初江陰人，其《梧溪集》自洪武年間刊刻問世后，于景泰七年（1456年）又有南康府知府陳敏政修補重印本。這個重印本到了明末已罕有傳播［19］，但錢謙益躲有此書，并寫有《跋王原吉〈梧溪集〉》一文，收在《初學集》中，影響宏大。錢謙益的族孫、錢曾的父親錢裔肅（1589年—1646年）訪求王逢集不遺余力，至逝世也未能見到；錢已經過多年盡力才抄配齊備，包含洪武刻本二卷、補手本五卷，抄成之日，“閱時泣下漬紙，痛先君之未及見也。原吉志不忘元，其祖國舊君之思，繾綣惻愴，《初學集》跋語極詳，又不待予之贅言矣。”［20］王士禛也因錢謙益的後記而留心此書，針對錢謙益所云《梧溪集》“載元、宋之際逸平易近往事，多國史所不載”［21］，王士禛深表贊成：“虞山錢牧翁謂《梧溪集》記宋元末國是人才，多史家所未備，予讀之信然。”［22］他顛末多年訪求，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托門人楊名時（1661年—1737年）在江陰購得“明末江陰夙儒周榮起手錄本”，得書后，欣喜地寫下兩篇題跋［23］，后支出《蠶尾續文》，并在《居易錄》《噴鼻祖筆記》等書中留下相干記錄。這直接招致四庫館臣將王逢《梧溪集》在清代的傳佈回功于王士禛：“是書傳本差稀，王士禛屬其村夫楊名時訪得明末江陰夙儒周榮起手錄本，乃哄傳于世。”［24］這實在是不正確的，完整扼殺了錢謙益的進獻。
王士禛跋中提到的周榮起也是明末清初浩繁的元詩喜好者之一。周榮起，字仲榮，號硯農，江陰人，與毛晉友善。其所躲元人詩集除《梧溪集》外，另有《范德機詩》和《揭曼碩詩》。后兩種贈予給毛晉，助其刊刻《元四大師詩集》［25］。毛晉是錢謙家教益的弟子，還刻有《元人十種詩》，并請愛好元詩的明末躲書家、閩派詩人徐圖片作序。值得留意的是，王士禛于順治末、康熙初在揚州推官任職時代，曾與徐圖片之子徐延壽定交，而周榮起之子周長源也在此時從游于王士禛。當時王士禛正在瀏覽、進修元詩四大師的作品，這很難說沒有直接遭到周榮起、毛晉等人的影響。深刻發掘史料可以發明，明末清初加入我的最愛喜好元詩的詩人、躲書家、學者，都直接或直接與錢謙益、王士禛等人有來往，彼此聲息相通，構成了元詩接收與傳佈的收集，配合推進著清代元詩學的鼓起。
元詩學在清初的鼓起，除了詩史外部從唐詩學向宋元詩學的改變外，也與清朝的政治文明導向和士人心態有較年夜聯繫關係。清代統治者以滿族進主華夏，與蒙古族樹立元朝極為類似，故后金政權在與明朝、朝鮮的抗衡中，就往往以遼金元停止類比。如皇太極天聰三年（1629年）動員“攻明京畿之戰”后駐營通州，傳諭說：“若謂我國褊小，不宜稱帝。古之遼金元，俱自小國而成帝業，亦曾禁其稱帝耶？”［26］是以，自皇太極開端，滿清統治者就很是重視吸取遼金元的治國方略，優待儒生，并曾命儒臣將遼金元三朝野史譯成滿語，于順治元年（1644年）進呈御覽［27］。而生涯在明清易代之際的士年夜夫，在思慮本身出處時，也紛紜將追蹤關心的視野投向元代，或將清人進關比作蒙古攻宋，效仿宋遺平易近而成為明遺平易近，以師法宋詩來表白文明態度；或許以元代漢族士人在外族統治之下延續和復興華夏文明為參照，為仕清追求汗青的支撐和心靈的安慰。美國粹者藍德彰（John D.Langlois,Jr.）早在1980年撰寫的《十七世紀華文化主義與元代的類比》一文中，就將清代與元代停止比擬，切磋多數平易近族政權統治之下漢族常識分子的文明個人主義［28］；趙園也靈敏地發明清人“或明或暗地以士年夜夫之處元為參照，選擇本身處清的方法，以及適于擔負的腳色”［29］。王士禛出生于明代簪纓世家，明亡時年僅11歲，仕清沒有太年夜的思惟累贅。但他開端瀏覽元詩之時，恰是在考中進士、行將步進宦途的前后（下文臚陳），很難說沒有想要清楚元代士人的心態感情與文學表征的潛伏認識。康熙帝愛好文學，重視武功，在科目之外，常以詩賦提拔人材，拉攏人心。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王士禛就因“詩文兼優”，由戶部郎中進翰林院，對清代詩史影響宏大［30］。由于康熙帝愛好唐詩，王士禛便由宋返唐。但康熙帝對宋金元明詩也并紛歧概否認，反而以為“其至者亦往往媲北宋而追三唐”［31］，并命令在《全唐詩》之后由翰林院續編《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王士禛的門人顧嗣立就介入了《御選元詩》的編輯。在如許的詩學與文明氣氛之中，王士禛即便重回宗唐的舊軌，也沒有徹底廢棄對宋元詩的愛好，因此在元詩學方面多有建樹。
二、元詩學與王士禛的詩學過程
有關王士禛的詩學過程，學術界常用“由唐進宋、由宋返唐”來歸納綜合。但由于王士禛詩學思惟的復雜與兼容，這八個字并缺乏以歸納綜合其詩學系統的全貌。在唐宋詩之外，王士禛對元詩的愛好一向貫串其詩學過程之一直，在元詩學方面停止了良多無益的摸索，且多有創獲。
康熙二年（1663年）玄月，王士禛撰成《論詩盡句》40首（今存36首），此中有一首常常被后人援用：“鐵厓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盡奇。耳食紛紜說開寶，幾人目睹宋元詩！”［32］蔣寅據此以為王士禛最後瀏覽宋元詩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但那時的印象很深刻［33］。現實上，王士禛對元詩發生愛好的時光要更早，在寫論詩盡句前對楊維禎和吳萊已很是熟習。他作于順治十四年（1657年）的《寄李仲嘿京兆武林》詩云：“鐵厓往后風騷盡，誰向西湖唱竹枝？”［34］可見王士禛最遲在此時就已追蹤關心或瀏覽過楊維禎《西湖竹枝詞》。當時王士禛才24歲，處在會試中式之后、殿試成進士之前。這一年也是王士禛游濟南年夜明湖，結秋柳詩社，寫下顫動詩壇的《秋柳詩》之時。該詩的宗旨，嚴志雄解讀為弔唁詩：“弔唁歲月與芳華的遠往、弔唁美妙物事的不再、弔唁明代與前朝人物的凋落。”［35］作于統一時代的上述詩句，何嘗不是悼古傷今，慨嘆楊維禎在元末的風騷文采已成盡響，何人再向西湖唱響竹枝詞？王士禛對濟南有特殊的感情，因此盡管以為趙孟頫詩有庸俗，但對他同知濟南時寫的作品，如《趵突泉》《初到濟南》《勝概樓》《東城》《湖上莫回》《春日漫興》《送山東廉訪照磨于思容》等［36］，卻津津有味，欣然嚮往。趙孟頫以趙宋天孫的成分仕元，常為后人所垢病，王士禛對此有何見解不得而知。但他后來留意到馬祖常《石田師長教師集》和宋褧《燕石集》“皆奉旨發行”，因此感嘆“元時崇文這般”，并猜忌“九儒十丐”之說當是未行科舉以前時語［37］，闡明他對元代的文明政策是持贊賞立場的。元代是多平易近族文學配合繁華成長的時代，王士禛也留意到這一特色并在《跋石田集》中加以確定：“元代文章極盛，色目人有名者尤多，如祖常及趙世延、孛術魯翀、康里巎巎、辛文房、薩都剌輩皆是也。”［38］清代與元代文明政策很是類似，王士禛在順治年間餐與加入科考、追求做官，顯示出他對清王朝的認同，此時將眼光投向元代，考核元代文人的處境，能夠也是他瀏覽元詩的一個主要緣由。
順治十八年（1661年），王士禛有兩首追和吳萊的題畫詩：《和吳淵穎題錢舜舉張麗華侍女汲井圖》《和吳淵穎題袁子仁巴船岀峽圖》［39］。聯合王士禛在《古詩選》中所云：“《淵穎集》宋文憲公所編，愚幼而好之。”［40］可證他最早是從楊維禎和吳萊開端追蹤關心元詩的。《論詩盡句》的另一首是：“李杜光線萬丈長，昌黎石鼓氣堂堂。吳萊蘇軾登廊廡，徐行崆峒獨擅場”［41］，更是將吳萊所作石鼓詩與李、杜、韓、蘇等大師相提并論，可見王士禛對吳萊的器重。康熙四年（1665年），王士禛又作《詠史小樂府》三十五首，這恰是楊維禎所善於的題材，詩友孫枝蔚讀過后說：“阮亭公詩起源漢魏，傍及宋元，今自云效鐵崖，乃似欲過于鐵崖。”［42］可見王士禛對楊維禎和吳萊詩的接收是由淺進深的，經過的事況了從最後的追蹤關心到追和、效仿甚至超出的經過歷程。至于為何首選楊維禎和吳萊，除了王士禛小我的詩學興趣，也能夠與那時的詩學風尚有關。黃仁生留意到清初文人廣泛愛好竹枝詞，對楊維禎竹枝詞和詠史樂府尤為推重，王士禛的友人汪琬、尤侗等名家都有相干和作［43］。
除了楊維禎和吳萊，王士禛早年對元詩四大師等其他元代詩人也有較濃重的愛好。順治十五年（1658年），王士禛因愛好元人范梈詩句“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而擬作一聯：“螢火出深碧，池荷聞幽香”［44］。此聯在詩集中題為《息齋夜宿即事有懷故園》［45］。康熙二年（1663年），王士禛偶爾獲得明末喜好宋元詩的程嘉燧的畫作，愛其作風不減倪云林，因此次韻倪瓚詩題于畫上［46］；統一年又作《讀范德機到官詩“可使文人無愧辭”，用其語戲題一盡》［47］。康熙八年（1669年），王士禛奉使淮安榷清江浦關，有《冬日讀唐宋金元諸家詩，偶有所感，各題一盡于卷后，凡七首》，此中讀虞集詩的感觸感染是：“漢庭老吏果無慚，揭后楊前總未堪。愛詠君詩當招隱，青山一發是江南。”［48］他此時對元詩的瀏覽應該不止虞集詩，還包含四大師中的揭傒斯和楊載，不然很難憑空作出“揭后楊前總未堪”的評價。
康熙十七年（1678年），王士禛進進翰林院，開端了詩學的轉型時代，總的趨向是由宋返唐，但并未完整廢棄對宋元詩的愛好［49］。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王士禛編選《七言古詩選》，依然秉持早年對元詩的見解，推重虞集和吳萊，以之上接以杜甫為宗的七言古詩傳統。但總體來看，王士禛在進翰林以后、升堂官之前對元詩的熟悉沒有太年夜衝破。可資佐證的是，成書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池北偶談》，此中所記瀏覽的元人詩集只要梁寅《石門集》和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等寥寥數種。究其緣由，能夠是康熙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687年—1688年）家居服喪時代，王士禛正在編輯《十種唐詩選》和《唐賢三昧集》，得空過多追蹤關心宋元詩。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王士禛服闕返京，次年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三十八年（1699年）官至刑部尚書，直至四十三年（1704年）罷官回鄉，合計15年，無論政治性命仍是文學影響，都到達巔峰。在標舉唐詩神韻的同時，他加入我的最愛、瀏覽宋元詩的愛好加倍濃重，范圍也更淵博。王士禛自己就是有名的躲書家，“他對宋元詩的熟悉也直接起源于躲書的瀏覽”［50］。除了應用本身躲書，王士禛也普遍向其他躲書家借閱。例如，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進冬以后，他在京城陸續從朱彝尊、黃虞稷等人處借閱了大批宋元人詩文集。《跋石田集》說：“康熙己巳冬杪，于竹垞太史寓齋，得覯此本，留十日而回之。”［51］《跋傅若金集》說：“時借竹垞太史鈔本宋元人集十數種，如行黃茅白葦間，忽逢嘉樹美箭，為之眼明。”［52］《噴鼻祖筆記》也記錄：“康熙己巳、庚午間，在京師每從朱、黃兩家借書，得宋、元人詩集數十家。”［53］《居易錄》記錄這一時代王士禛瀏覽過的元人詩集更是多達20余種：貢奎《云林詩集》、金履祥《仁山集》、張伯淳《養蒙集》、黃庚《月屋漫稿》、陳泰《所安遺集》、陳深《寧極齋詩》、仇遠《興不雅集》、徐達左《金蘭集》、郭翼《林外野言》、王逢《梧溪集》、牟巘《陵陽集》、宋褧《燕石集》、張翥《蛻庵集》、黃鎮成《秋聲集》、陳樵《鹿皮子集》、何中《太虛集》、張雨《句曲外史集》、趙孟頫《松雪齋集》、袁桷《清容居士集》，等等。最難堪得的是，王士禛以題跋或筆記的情勢寫下了每種詩集的唸書心得，成為很是可貴的元詩批駁史料。
王士禛詩學的敬慕者法度善曾指出，元詩的特點是有“品格”［54］。“品格”有風度神韻、別有風味和韻致的寄義，也合適王士禛的詩學旨趣。王士禛對元詩的批駁是印象式的，老是直截了本地說出他愛好的詩。如讀王逢《梧溪集瑜伽場地》說“予最愛其《題王冕墨梅》一盡云”［55］；讀黃鎮成《秋聲集》說“予愛其《金風抽豐詩》”及《李仲明秋山小景》《五曲精廬》，“甚有風調”［56］；讀張雨《句曲外史雜詩》說“予最喜其盡句”，如《三噴鼻圖》《萬壑松濤》《黃子久畫》等，“頗有坡谷遺風”［57］。這些以“予愛”“予最愛”“予最喜”等詞語記載的瀏覽體驗，反應了王士禛小我奇特的審美興趣和批駁方法。他很少籠統地對元詩停止微觀評論，其門人劉年夜勤曾記錄師友間的問答，此中有關元詩的會商是：
問：元人詩亦近晚唐，而又似不及晚唐，然乎？否耶？
答：元詩如虞道園，便非晚唐可及；楊鐵崖時涉溫、李，其小樂府亦過晚唐；別人與晚唐相收支耳。晚唐如溫、李、皮、陸、杜牧、馬戴，亦未易及。［58］
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王士禛的詩學批駁老是著眼于詳細作家的創作，防止籠統地比擬一代詩歌之好壞。門人盼望對元詩與晚唐詩停止比擬，王士禛沒有正面答覆，只是以代表性詩報酬例，以為虞集、楊維禎等元詩大師有晚唐詩不成及之處，而溫庭筠、李商隱、杜牧等晚唐詩人也不是普通的元代詩人所能比擬的。這種批駁方法，以詳細作家作品的瀏覽和賞析為條件，遠勝于尊唐抑元的泛泛之論，這恰是漁洋詩學超出先哲與時人之地點。王士禛推重虞集“非晚唐可及”，這是很高的評價，固然他自己沒有闡明愛好虞集的緣由，但其再傳門生翁方綱曾作過注腳。王士禛在《古詩選》中選了虞集《汪華玉題所躲長江萬鴉圖》，翁方綱評價說：“此乃真神韻也！”［59］用王士禛提倡的“神韻說”來解讀虞集詩，點明了王士禛愛好元詩的緣由。由此可見，元詩學也是王士禛建構的神韻詩學的主要構成部門，不容疏忽。
綜上所述，王士禛在人生的分歧階段，對元詩的愛好一直不曾衰減：早年出于創作的需求，師法、摹擬、唱和楊維禎、吳萊、范梈等人詩作，并以論詩盡句的情勢宣傳宋元詩；中年編選《古詩選》，推重虞集和吳萊的七言古詩，視為唐代古詩正統的后繼者；暮年大舉搜躲并瀏覽元人詩集，撰寫詩話、題跋、筆記等對其停止批駁，在元詩學方面作了無益的摸索和可貴的實行。假如我們疏忽這些詩學運動，疏忽元詩對王士禛的影響，就無法周全深刻地清楚他的詩學過程與詩學世界。
三、王士禛對清代元詩學的進獻和影響
所謂元詩學，即接收、收拾、研討元詩而構成的學問。清代是元詩學成長的主要階段，先后呈現了顧嗣立《元詩選》、陳衍《元詩紀事》這兩部里程碑式的元詩學名作。清人對元詩文獻的彙集與收拾很是周全，使近三百家元人詩集無缺地傳播到了后世，并發生了王邦采、王繩曾箋注吳萊《吳淵穎師長教師集》、樓卜瀍編注楊維禎《鐵崖樂府注》《詠史注》《逸編注》、王朝瑞校注韓璧《云樵詩稿注釋》、劉凝箋注劉壎《水云村吟稿》、李文田箋注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薩龍光編注薩都剌《雁門集》等主要結果。箋注元人詩集，元、明人和古代學者都較少從事這方面的任務，而清人獲得了令人注視的成績，至今仍有主要的參考價值。此外，清人在詩歌創作方面臨元詩的唱和、模仿與師法，經由過程詩話、評點、論詩盡句、筆記、序跋、躲書題跋、撮要等方法對元詩所作大批評論，也組成了清代元詩學的主要內在的事務，值得深刻發掘。而作為清初詩學大師，王士禛在元詩學方面的建樹和影響也長短常宏大的。
起首，王士禛從實際上高舉“宋元詩”的旗號，在創作上首開清人唱和、師法元詩的風尚。上文提到，王士禛在康熙二年（1663年）撰寫的《論詩盡句》中有“幾人目睹宋元詩”之句，被以為是高舉“宋元詩”旗號的標志。王士禛的友人陸嘉淑在《與王阮亭》詩中回應說：“揚波挹其瀾，豈必卑宋元。鮮妍楊誠齋，沉至虞道園。”［60］代表了時人對王士禛倡導宋元詩的贊成。有關王士禛唱和、師法元詩的史料，上文已有臚陳，除《詠史小樂府》《竹枝詞》外，唱和元人吳萊《題錢舜舉張麗華侍女汲井圖》詩也有較年夜影響。乾隆中期，翁方綱再次唱和，并以之考課諸生，至今有作品傳播的有翁聚會場地樹培、顧宗泰、葉紹本、陳用光等，而酷嗜漁洋詩學的法度善也在乾隆末年第三次唱和，配合將乾嘉之際的元詩接收推向了飛騰［61］。
其次，王士禛器重元詩文獻的加入我的最愛、收拾與研討，推進了元詩文獻在清代的傳佈。前述王士禛對《梧溪集》的加入我的最愛與傳佈，只是其彙集收拾元詩文獻的事例之一，另一典範事例則是刪定《光岳精華》。明初學者許中麗編輯的《光岳精華》十五卷，前三卷為唐詩，四至十卷為元詩，后五卷為明初詩。王士禛以為此中的唐詩選得欠安，于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刪往唐詩三卷，別次為七卷，定為《元詩光岳精華集》，仍以明初詩五卷附之，通十二卷，躲之篋中”［62］。《光岳精華》傳本罕有，王士禛刪定本雖未能保留許中麗來源根基貌，但有傳佈文獻之功，也反應了他的詩學尺度和甄選目光。王士禛作為學者型躲書家，他加入我的最愛和借閱的元詩別集、總集是其研討元詩的主要對象。正如蔣寅所說：“他每得一種書，都要講究一下它的作者、內在的事務和版本情形，以題跋的情勢記下本身的研討結果。”［63］王紹曾、杜澤遜編輯的《漁洋唸書記》收錄王士禛瀏覽元詩別集的題跋、札記就多達31種 ［64］。這些唸書筆記是王士禛研討元詩的主要結果，除了批評詩作外，還觸及元人詩集版本好壞，元詩與宗教、藝術的關系題目等。例如，王士禛讀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發明此中多禪悅之語［65］，可謂最先指出耶律楚材詩歌創作與禪宗思惟關系的學者，對古人研討元代釋教思惟與文學的關系也不無裨益。再如，在評價趙孟頫時，將其詩歌與書法創作聯合起來停止批駁，由書法之“俗”聯想詩作之“俗”［66］，由書法之復古干係詩學復古，點明了文學與藝術的相通之處。
再次，王士禛影響了清代元詩批駁的內在的事務與情勢。除編輯元詩選本外，論詩盡句、詩話、評點、筆記、題跋等批駁情勢也都大批呈現在清代的元詩批駁範疇。但無論哪種情勢，從泉源看似乎都曾遭到王士禛的影響。例如，翁方綱是乾嘉時代主要的元詩學者，有《石洲詩話》五卷，此中卷一、二論唐詩，共193條；卷三、四論宋詩，共251條；卷五論金元詩，共202條。從《石洲詩話》評論唐宋元詩的多少數字比例，可以看出翁方綱對元詩的器重水平。在詩學史上，用一整卷篇幅評論元詩的詩話，只要胡應麟《詩藪·外編》和翁方綱《石洲詩話》最為著名、影響最年夜。風趣的是，翁方綱在詩話中也重視風格批駁。例如，他對“元詩四大師”的評價是“以風格論之，范稍雅飭，揭稍有致，楊則平平”，對楊載的評價最低：“骨力既孱，風格復平；設色賦韻，亦未能免俗。不解何故與虞齊名？”［67］以為楊載不只無法與虞集比肩，甚至還在袁桷、馬祖常之下。如許的評論，顯明是遭到胡應麟與明代風格詩學的影響。從詩學淵源看，翁方綱與他的父親都是黃叔琳的門生，而黃叔琳又是王士禛的門人。這般則不難懂得胡應麟、王士禛、翁方綱之間的元詩學淵源了。王士禛對元詩的評論，散見于筆記、題跋等著作中，經時人和后人編錄為《漁洋詩話》和《帶經堂詩話》等。《石洲詩話》評論元詩的條目，直接援用王士禛的不雅點多達12條，且基礎上持確定立場。王士禛詩話對清代元詩學的影響，于此可見一斑。此外，清人撰寫的論元詩盡句，也年夜多遭到王士禛的影響。他的門人顧嗣立曾撰《題〈元百家詩集〉后二十首》《和元人詠物詩十首》等［68］，門人田雯有《讀元人詩各賦盡句》十六首［69］，翁方綱的門人謝啟昆有《論元詩七十首》［70］，推源溯流，都是脫胎于王士禛的《論詩盡句》。至于評點方面，今朝可知的有王士禛批點元好問《遺山師長教師詩集》，現有殘本躲于噴鼻港中文年夜學藏書樓，其價值還可以進一個步驟發掘。
最后，王士禛推進了清初元詩選本的風行，影響了清代元詩學的審美興趣。王士禛的友人陸次云盡管喜好中晚唐詩，但并未是以而排擠宋元詩，相反，他所編《五朝詩善叫集》中最有特點的是《宋詩善叫集》二卷、《元詩善叫集》一卷。對此沈德潛評論說：“云士詩本真性格出之，故語多冷靜。而所選詩，轉在宋元，以之怡情，不以之為宗法也。”［71］陸次云以宋元詩怡情，其詩集《澄江集》已經王士禛評點，他對宋元詩的編選也能夠遭到王士禛的影響。蔣寅以為，在王士禛等人扇起的宋元詩風尚的影響下，直接催生了吳綺《宋金元詩永》和陳焯《宋元詩會》［72］。就元詩選本而言，最主要的是催生了顧嗣立《元詩選》這部清代元詩選本的集年夜成之作。《元詩選初集》成書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次年刊刻問世。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顧嗣立赴京餐與加入順天鄉試，臨行前，與其關系親密的江蘇巡撫宋犖以手札向王士禛舉薦：“俠君少年篤學，所選《元百家詩》，一時為之紙貴。素仰平地，愿侍函丈，惟師長教師進而教之。假之羽毛，未來自是我輩后勁也。”［73］對于顧嗣立如許的人才，愿意廁身門墻，王士禛覺得由衷興奮。同年秋，顧嗣立南回時，王士禛特地召集門報酬他和宋犖之子宋至餞行。后來又不惜予以表揚：“門人顧嗣立，字俠君，匯選元詩集，自元好問迄張雨輩，起甲終癸，凡百家，與石門吳之振孟舉《宋詩鈔》并行，兩朝之詩略具二書矣。其傳例仿虞山之《列朝詩》，甚有雅裁。”［74］清人所編宋元斷代詩選，吳之振《宋詩鈔》與顧嗣立《元詩選》是公認的代表，而前者是王士禛的友人，后者是王士禛的門人。從康熙十年（1671年）吳之振攜《宋詩鈔》進京鼓起宋詩高潮，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顧嗣立攜《元詩選》進京拜見王士禛，后來又進呈康熙御覽，盛行一時，這表白王士禛在康熙初年對宋元詩的倡導，曾經從最後的小我詩學興趣轉化為影響全部詩壇的廣泛風氣。
王士禛自己固然沒有編輯過專門的元詩選本，但他所編《古詩選》影響宏大。japan(日本)學者青木正兒較早留意到王士禛《古詩選》“所取宋元詩遠比唐以前者為多”，以為“不雅其取舍，即可窺其崇尚宋元詩的一斑”［75］，并約略摘取相干評論加以闡述，切磋了清人對《古詩選》所選元詩的接收與評價。
王士禛《古詩選》于元代詩人僅選虞集、吳萊二家作品，并附錄劉因詩。對此，盡年夜大都同時期的詩論家都持贊賞立場。王士禛門人田雯曾稱述歷代七言古詩的代表作家：“金、元之間，元好問七言，妙處不減東坡、放翁。又虞集、楊仲弘、范梈、揭傒斯四家，各擅其長。他如劉因、吳淵穎、薩都剌輩，亦稀有家可采者。”［76］這現實上是在《古詩選》基本上的進一個步驟擴大。喬億也論及金、元題畫詩代表作家說：“金源則元裕之一人，可下視南渡諸公。至有元作者尤眾，而虞邵庵、吳淵穎，又一時兩年夜也。”［77］推薦虞集和吳萊為元代題畫詩兩大師，顯然是遭到《古詩選》的影響。乾嘉之際，對王士禛詩學頗有研討的翁方綱對《古詩選》所選題畫詩也很是推許，他以為虞集《題柯敬仲畫》“句句是三昧”，因此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至嘉慶十年（1805年）的40余年中，先后追和次韻七次，推進了虞集詩的經典化，具有嚴重的詩學史意義［78］。推源溯流，其元詩不雅深受王士禛《古詩選》的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自康熙年間何焯開端，對《古詩選》也呈現了良多批駁之聲。何焯說：“（新城）五七言古詩之選，又道聽于牧齋之緒論，而往取掉當。至吳立夫早逝，其詩全然不求甚解，分歧前人節度，取為七言之殿，可以知其不越耳鑒，茫無意得，又何足置幾案間哉？”［79］何焯指出《古詩選》遭到錢謙益的影響，從上文所述王士禛的詩學淵源來看，是符合現實的。但分歧于錢謙益對元好問和王逢等遺平易近詩人的愛好，王士禛更傾慕于吳萊、楊維禎、虞集等人。虞集和楊維禎是公認的元詩大師，其詩史位置并不會因王士禛的確定與否而遭到影響，但吳萊取得清人廣泛器重，則要回功于王士禛。受其影響，康熙六十年（1721年），無錫王邦采、王繩曾箋注《吳淵穎師長教師集》問世，首開清人箋注元人詩集之先河，在元詩學史上具有主要意義。
嘉、道以后，跟著詩學風尚的轉移，批駁《古詩選》的聲響越來越多。謝海林留意到姚鼐、劉年夜櫆、黃培芳、孫衣言、彭元瑞、方恒泰等人對《古詩選》的批駁與非議［80］，除此之外，陳僅《竹林答問》、朱庭珍《筱園詩話》等文獻中也有不少批駁看法。要而言之，或許爭辯吳萊、虞集二人詩藝高低，或許周全否認二人的詩歌成績，或許對所選皆題畫詩停止批駁。但無論贊賞仍是批駁，都是在《古詩選》的編選框架下停止的評論，也可直接闡明該書對清代元詩接收的影響。《古詩選》對虞集和吳萊的偏好，對元代題畫詩的器重，久長地影響了清人對元詩的審美興趣，是王士禛對清代元詩學的奇特進獻。
結語
作為清代詩壇大師，王士禛的詩學思惟具有較強的包涵性，在宗唐、宗宋的詩學主意之外，可以或許兼容并包地瀏覽、進修元詩，并憑仗其詩壇牛耳的成分，對康熙年間甚至全部清代的元詩學發生了普遍而深遠的影響。比擬于唐詩學和宋詩學，元詩學在王士禛的詩學系統中所占比重不年夜，但他對元詩的愛好之濃、瀏覽之廣、評論之多、建樹之年夜，比擬于同時期其他詩學家而言是頗為罕有的。盡管站在風格詩學的態度，王士禛也以為元詩從全體上無法與唐宋詩相提并論，但這并不影響他對部門元代詩人的愛好和選擇性接收。他與錢謙益前后接踵，從實際上高舉“宋元詩”的旗號，在創作上首開清人唱和、師法元詩的風尚。同時不遺余力地加入我的最愛、借閱、抄寫元人詩集，推進了元詩文獻的傳佈、元詩選本的風行。其門人顧嗣立編選的《元詩選》系列選本，更是清代元詩學的里程碑式著作。王士禛對元詩的唱和、詩話和論詩盡句，直接影響了乾嘉之際以翁方綱、法度善等為代表的學者對元詩的接收；而他的《古詩選》所選元詩更是激發了耐久的追蹤關心與會商。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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