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一封信引出《堂吉訶德》翻譯史–文找九宮格聚會史–中國作家網

2019年出書的《朱光潛年譜長編》收有朱光潛寫給宗子朱陳（式粵）的30封信，第一封信內在的事務是朱陳有興趣翻譯《堂吉訶德》（Don 瑜伽場地Quixote），托朱光潛購置借閱英譯本。原文如下：

式粵：

上周密國際書店看了一下，沒有你要的書。東安市場華夏書店有一本舊的，美國出書，但沒有標譯者名，所以沒有買（價：4.50）。

明天到藏書樓借出了三種譯本，此中Puturar的是新譯，你最好把后面的Notes摘抄上去，那對翻譯會有很年夜的輔助，這種書借的未幾，但一旦有人借，藏書樓就要索回。Orurshy的譯本借的人少。如無人借，到寒假后還都可以。

DonQuixote能否已有人在譯，你宜探聽明白，最好直接與國民文學出書社（與作家信店是一回事），通訊聯繫（先寄譯樣數千字），戴看舒疇前有上部譯稿，往年晤葉君鑒（即馬耳，外文出書社編纂），他說在譯，沒有問他能否是上部。

書到回信。

潛23日

信中三處釋文顯明有誤，最后一句的“葉君鑒”應為葉君健，第二段的外文人名應為Putnam和Ormsby，即《堂吉訶德》英譯者Samuel Putnam和John Ormsby。兩人的譯天職別在1949年和1885年問世，故而說“Putnam的是新譯”。《朱光潛年譜長編》作者宛小平將此信系于1960年11月23日，稱朱陳“在合肥師范學院本國文學組任教”，但從信中內在的事務來看，這一時光佈景不正確。

《堂吉訶德》是高低兩部的鴻篇巨制，上部52章，下部74章。到上世紀30年月，這部名著已為中國常識界熟知，呈現了以林紓與陳家麟合譯的《魔俠傳》為代表的多個節譯本，均為轉譯。1935年戴看舒留法回來后，胡適代表中華教導文明基金董事會請他從西班牙原文翻譯《堂吉訶德》，商定每月交稿3萬字。戴看舒將書名譯作《吉訶德爺》，立場嚴謹，作有大批注釋，但因戰鬥迸發譯事中止（一說已完成），未能出書。按月寄給中基會的原稿不知著落，只要前22章部門殘稿存世（拜見施蟄存《〈戴看舒詩全編〉引言》《詩人身后事》）。1935年，傅東華也開端翻譯《堂吉訶德》，重要以1742年杰伐斯（Charles Jervas）英譯本為藍本，在上海生涯書店的《世界文庫》叢刊連載過部門，名為《吉訶德師長教師傳》。后傅東華完全譯出上部52章，1939年由戰時遷往長沙的商務印書館出書。這一譯本廣為傳播，上海商務印書館1950年4月刊行了第五版，也是最后一次重印。同年9月，第一屆全國出書任務會議確立了出書專門研究化、分工一起配合的方針。商務印書館的營業范圍調劑為科技類，出書部遷往北京，后與高級教導出書社合并。中心級的文學類出書機構國民文學出書社于1951年景立，作家出書社為人文社1953年起應用的副牌之一，版權頁上的社址都是東四頭條胡同四號。朱光潛說國民文學出書社“與作家信店是一回事”即是此意。1954年9月，作家出書社用商務印書館原紙型再版了《吉訶德師長教師傳》，改為平裝本，刪往原序和后1對1教學記，譯者改署筆名“伍實”。傅東華是上世紀30年月文壇活潑人物，但在魯迅筆下抽像欠安，隱往真名應是對其成分的掛念。而重版這半部譯作，是出于對《堂吉訶德》中譯本的實際需求。

1950年，蘇聯主導的國際組織“世界戰爭理事會”在波蘭華沙成立，中國也派代表餐與加入。次年，世和會倡議“巨大的文明周年事念”，號令每年事念適逢生日或去世整周年的名人，傳佈有助于戰爭提高工作的世界文明遺產。1952年的四位名人是雨果、達芬奇、果戈理、阿維森納，1953年為哥白尼、屈原、拉伯雷、何塞·馬蒂，1954年為菲爾丁、契訶夫、德沃夏克、阿里斯托芬。到1955年，在席勒、密茨凱維支、孟德斯鳩、安徒生四名人之外，留念對象擴展到作品，包含惠特曼《草葉集》、塞萬提斯《堂吉訶德》和印度阿旃陀壁畫。中國積極呼應世和會號令，每年舉行博覽會、陳述會、音樂會等一系列留念世界文明名人的運動，成為對外文明交通的窗口，也推進了相干作品的翻譯和研討。1954年，羅念生與楊憲益、周作人（簽名周啟明）合譯的《阿里斯托芬笑劇集》由人文社出書，扉頁標注“留念世界文明名人阿里斯托芬出生二千四百周年準備委員會特印本”。同年作家出書社再版的《吉訶德師長教師傳》書衣上印有“世界名著‘草葉集’出書百周年、‘堂·吉訶德’出書三百五十周年事念年夜會準備委員會”。1955年，人文社又將楚圖南舊譯《草葉集選》修訂重版，平裝本扉頁也印有雷同字樣，均家教是用于留念運動。

1955年11月25日，《草葉集》出書100周年、《堂吉訶德》出書350周年事念年夜會在北京首都戲院舉辦，中外各界1300余人列席，由茅盾掌管，周揚和美國賓客、西班牙賓客都做了專題講話。同日，北京藏書樓還舉行展覽，展出十一種說話的《堂吉訶德》版本。年夜會前后，各年夜報刊頒發了多篇評論，將《堂吉訶德》定位為塑造典範人物的實際主義杰作，具有國民性，反應階層牴觸，充足合適上世紀50年月文學審美。高規格留念《堂吉訶德》的高潮中，一向闕如的中文全譯本也成了外語任務者的目的，朱光潛信中提到的葉君健便在為之盡力。葉君健結業于武漢年夜學外文系，喜好世界語，筆名“馬耳”源自他早年用世界語頒發的作品。1945年，葉君健進進劍橋年夜學研討東方文學。旅英時代，他數次赴歐洲游歷，自學了多門外語。1949年末回國后，他到文明部對外文明事務聯絡局任務，并開辦英文叢刊《中國文學》，旨在將中文作品譯為英文向國外宣揚，1953年調進新成立的外文出書社。1955年4月，葉君健從丹麥語譯出的《安徒生童話全集》由中國青年出書社刊印，作為安徒生生日150周年的留念。這一年，他還撰有兩篇評介《堂吉訶德》的文章，已著手翻譯。有著豐盛翻譯和創作經歷的葉君健應是繼戴看舒后最有盼望從原文翻譯《堂吉訶德》、進獻出一部經典譯本的人，但他也未竟其功，緣由是人文社給出了否認看法。

1957年叫放時代，葉君健在《文藝報》頒發《談文學翻譯的休息》，重點會商出書社看待翻譯的分歧理立場，批駁有出書社不清楚譯者和作品情形就自覺約稿，對譯稿只是“抽查一下”，“單憑小我的喜好，扣扣字眼就定取舍”。又以本身經過的事況為例闡明編纂審稿的輕率：“兩年後人平易近文學出書社審我譯的‘堂·吉訶德’的一部門初稿時，已經兩次正式用公函指出我的分段不符原作。現實上，兩三百年以前的作品是很少分段的，正如我們的‘三國演義’和‘水滸’本來并沒有什么分段一樣；分段完整是后出處校正者或譯者客觀地作出來的，最基礎談不上合適不合適舞蹈場地原作。”消耗血汗的譯作置之不理，葉君健耿耿于懷，1983年在《關于文學作品翻譯的一點領會》（后更名《談文學作品的翻譯》支出文集）中更具體回想道：“五十年月初期，有個出書社約我翻譯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我所依據的是西班牙皇家學院通信院士、巴塞龍那年夜學文學傳授馬丁·德·里克爾（Martín de Riquer）勘誤的，普通東方年夜學用作教材的版本。我譯完了第一部，第二部也譯了好幾章。出書社要我送一部門譯稿往核閱。”但出書社沒有懂西班牙語的專家，只依據法譯本和英譯本交流審稿，發明葉譯同英譯附近而同法譯相差太遠，以為法語和西語兩種說話應更接近，由此判斷譯文不正確。葉君健以為審稿人應用的Putnam英譯本忠誠原著，而Francis de Miomandre的法譯本將原文隨便分割，以此為尺度核閱中譯文便形成誤判。他未完成的譯稿在文革時所有的被毀。

朱陳1951年從安徽年夜學外文系結業，到西南國民年夜學任務。那時這所黌舍剛從干部練習班改辦正軌年夜學不久，專門培育財經政法人才。1952年全國高級黌舍院系調劑，打算將西南國民年夜學扶植為文理兼備的綜合性年夜學，從外埠抽調了一批骨干來充分師資。北年夜中文系資深傳授楊振聲被調往西南人年夜掌管開辦中文系，同時從北年夜調來的還有馮文炳（廢名）和兩位青年教員。楊振聲和廢名上世紀30年月都是“京派”文學同人，1937年曾與朱光潛一道開辦《文學雜志》。西南人年夜成立中文系后，朱陳也轉進任教，擔任本國文學。他將愛好投向《堂吉訶德》，想要脫手翻譯，應在這部小說成為熱門之后，最能夠的時光是1956年。1956年1月，中心召開關于常識分子題目會議，號令“向古代迷信進軍”。常識分子的任務和生涯前提年夜為改良，在鼓舞之下積極投身研討，迷信文明工作迎來繁華。各高校紛紜舉行迷信會商會，制定科研計劃。1956年4月，高級教導部將各校教員上報的選題匯總刊印，此中朱陳的研討打算為“歐洲文藝回復期文學”。次年4月編印的《1957年全國高級黌舍迷信研討標題匯編》收有朱陳的兩項選題，一是在1957年上半年研討“宗教危害在《堂·吉訶德》創作上的表現”，二是用1957年全年停止“《堂·吉訶德》第二部翻譯”。朱光潛信中說，從藏書樓借出的英譯本“如無人借，到寒假后還都可以”。若此處釋文無誤，這封信似應寫于1956年春季，而非《朱光潛年譜長編》記錄的11月23日。11月借書，到次年寒假后相隔近一年才回還，不免難免分歧道理。

在1957年的高校研討選題中，除朱陳外，武漢年夜學傳授朱君允也打算翻譯《堂吉訶德》下部。朱君允1920年月從金陵男子文理學院結業，到美國布林莫爾學院留學。1942年，朱光潛伏樂山武漢年夜學任教務長時，將她聘往武年夜擔負女生治理，并在外文系兼課。朱君依從此留在武年夜。1952年院系調劑后，武年夜外文系英文組合并到中山年夜學，只保存俄文系，朱君允轉做行政任務。常識分子的春天到來之際，她也想要回回專門研究，異樣對準了這個中國翻譯史上的空缺。但1957年的政治情勢逆轉，《堂吉訶德》的翻譯隨之成為泡影。朱陳1958年調往新成立的合肥師范學院，也沒能完成這個對他而言顯得不實在際的打算。

1959年3月，人文社出書了傅東華譯《堂吉訶德》全譯本，上部將舊譯周全修訂，下部為新譯，仍據英譯本譯出。《堂吉訶德》在1959年已有全譯，也可見朱光潛這封信不是寫于1960年。1958年，中宣部唆使編選一套本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交與中國迷信院文學研討所擔任，由人文社出書。后又增添馬克思主義文藝實際叢書和本國古典文藝實際叢書，成立“三套叢書”編委會。編委會1961年制定出編選打算，本國文學古典名著叢書暫定120種，四年出齊，《堂吉訶德》也在此中，指定文學研討所的楊絳翻譯。楊絳暮年回想，她在1956年出書的主人公為西班牙流落漢的譯著《吉爾·布拉斯》遭到好評，編委會于是將《堂吉訶德》的翻譯義務交給了她。她在比擬英、法譯本后，決議從原文直譯，從1958年冬開端從頭進修西班牙語，1961年著手翻譯，但因文革中止（見吳學昭《聽楊絳談舊事》）。1978年，首個譯自原文的《堂吉訶德》中譯本終于在楊絳手中出生。